屈平……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
又以人穷呼天,疾病呼父母喻他的怨。他这怨只是一往的忠爱之忱,该够温柔敦厚的。至于他“引类譬谕”,虽非“经义所载”,而“依《诗》取兴”86,异曲同工,并不悖乎《诗》教。班氏也承认“后世莫不……则象其从容”87;这从容的气象便是温柔敦厚的表现,不仅是“妙才”所能有。那么,“露才扬己”确是“失中”之语,而淮南王所论并不为“过其真”了。
汉以后时移世异,又书籍渐多,学者不必专读经,经学便衰了下来。讽诵《诗》的少了,引《诗》的自然也就少了。乐府诗虽然代《三百篇》而兴,可是应用不广,不能取得《三百篇》的权威的地位;建安以来,五言诗渐有作者,他们更没有涵盖一切的力量。著述里自然不会引用这些诗。《诗》教的传统因而大减声势。不过汉末直到初唐的诗虽然多“缘情”而少“言志”88,而“优游不迫”89,还不失为温柔敦厚;这传统还算在相当的背景里生活着。盛唐开始了诗的散文化,到宋代而大盛;以诗说理,成为风气。于是有人出来一面攻击当代的散文化的诗,一面提倡风人之诗。这种意见北宋就有,而南宋中叶最盛90。这是在重振那温柔敦厚的《诗》教。一方面道学家也论到了《诗》教。道学家主张“文以载道”,自然也主张“诗以言志”。当时《诗》教既经下衰,诗又在散文化,单说“温柔敦厚”已经不足以启发人,所以他们更进一步,以《论语》所记孔子论《诗》的“思无邪”一语为教;他们所重在道不在诗。北宋程子、谢良佐论《诗》,便已特地拈出这一语91,但到了南宋初,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里才更强调主张,他成为这一说的重要的代表。他以为“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92,以为“《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93。朱子却觉得如此论《诗》牵强过甚,以为不如说“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又道:“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辩驳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94这便圆融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