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仍然感到对杜威教育理论的挑战很有重要意义。到1924年，陶对杜威教育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陶所察觉的中国教育的真正需要使他在家庭、监狱等处从事平民识字教育工作，以及与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些需要并没有被工业化中产阶级社会中的杜威箴言和原则所回答。作为模范理想化生活缩影的学校在中国证明没有对应物。陶必须放弃他在中国少数中等与上层人士中的地位。在他对杜威进行广泛研究之后，陶归国后脱掉了留学生服。同时，出现了有地位的民主改革者由于“接受教育”而同人民分离的状况。
三、教育改革（1924—1929）
从1924年初至20年代末，为了回应军阀与外国列强增加的压力，作为一名改革家，陶的观点变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他个人对受中国乡村当地条件限制的非正式教育的承诺，产生于1922年和1923年——正是这个时候，他支持了来自美国教育权威的一连串的活动。表面上，他必须在他的瓜皮帽上再放上一顶圆帽以调和他必须生存的两种世界。他带着浓厚的兴趣实现了这一点。一个例证表明他改变了来华科学教育家推士的妻子。她学习了《平民千字课》。当她能阅读陶用中文写的一封书信时，她高兴极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