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罚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