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史学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事件之得失和人物之功过等。但是，尹达所举出的这三个方面，确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由此可见，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上，思考之深刻、见识之卓越、概括之精当，不仅令人钦佩，而且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也还具有指导的意义。
四、关于加强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
尹达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之关系的阐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在尹达看来，这些都属于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范围，还不能表明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科学的理论方面的创造性研究。他认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在理论研究上“开了新风”；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工作有着新的突破和发展”。尹达强调说：“如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把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大大提高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阐发。”他具体地指出：“在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原理，缺少完整的、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今天，我们完全有责任来写好一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用以总结一百多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使得我们都能较完整地掌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这一历史理论的完整体系。”他着重讲到，历史理论的研究和创造，必须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指出：“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健在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以外的几种形态的研究尚不充分，他们尤其少于接触像中国这样大的文明古国的实际材料，因此对于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一些论断，难免具有假想的成分。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18]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的设想，显示了作者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的创新精神。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尹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前景的热切期待，对于后学的热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