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隋唐的兴盛，还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思辨哲学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实用与直觉，缺少思辨色彩。另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侧重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对来生后世缺乏设想，佛教作为一种哲理化的宗教，提供了令人领悟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38]。在来世学方面，佛教也有补充中国传统思想欠缺的功能。于是，一方面隋唐很多住持、僧人文化程度很高，有很多“诗僧”，另一方面唐代知识层对佛教极感兴趣，许多士大夫与僧人唱酬往来，交往密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收、改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由于各种佛教经典的大量涌入，由于玄奘等高僧对佛教精理奥义的剖判入微的研习，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众多的门派，各派在争论、辩讨过程中，发展了印度佛学，如华严宗发展出四法界、十玄门、一多六相，法相宗推衍出真似现量比量、八识四智等繁复的观念体系。同时，佛教教义也受到中国化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在中国佛教界逐步占据了上风，而一些恪守印度佛学的教派，如玄奘大师倡导的唯识宗，仅流行十余年就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