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希望是错误的，因为底线主义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非表现性的。让我再次重申，底线主义是特殊主义的，是注重地域性的，是与在特殊时空的此时此地所创造出来的充量道德（maximal moralities）紧密相关的。因是之故，当我们看到布拉格的游行者时，我们一开始并不是（或者从来就不是）在赞成某种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抽象命题。毋宁说是，我们认清那种场合；我们以想象的方式加入游行；我们的赞成并非独立的、猜度性的，而是共鸣性的。我们也不想被欺骗；我们也记得——或者说我们也已经听说了——关于独裁和压迫的故事。我们明白捷克标语的要点，但是，对于“真理”和“正义”，我们还有自己加上去的其他意义；我们允许它们在我们自身文化之内充分地发挥其表现力。所以，当我们在精神上与布拉格的男男女女们一道游行时，其实我们有着我们自己的队列。（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似乎不太明显，既然布拉格在文化上与我们比较接近。设想一下在仰光或北京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游行的队伍。）
我们出于共鸣而与那些处于不幸之中的人们——不管他们是谁——一道游行，然而，我们却是走在自己的队列之中。这个二元性隐喻抓住了我们的道德实质。我们不应试图摆脱这种二元性，因为其契合于——我倾向于称之为——任一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就其是人类的而言，是普遍的；就其是社会而言，是特殊的。正如我已指出的，哲学家们常常想让那个形容词[8]主宰那个名词[9]，但是这种努力在任何特殊社会都难以维持，除非采取强制和一律化的手段，而这就要付出所有人都将承认是无法承担的高昂代价。在这种承认中，既包含着对底线主义的辩护，又包含着对充量主义的辩护；既包含着对浅层道德的辩护，又包含着对深层道德的辩护；既包含着对普遍道德的辩护，也包含着对相对主义道德的辩护。其所倡议的是，在某一特殊地域，也就是说，在自家的地方，在自己的家或家园，对生活价值的一种普遍理解。社会必定是特殊的，就其总是具有特殊的成员和特殊的记忆而言，而且，成员的记忆并非只是他们自己的记忆，更是他们共同生活的记忆。相比之下，人类就只有成员而没有记忆，于是也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习俗性的实践，没有熟识的生活方式，没有节日，没有对社会美善的共同理解。当然这些东西是为人类所拥有，但人类拥有这些东西的方式却不是单一的。与此同时，所有不同社会的成员毕竟都还是人，他们都还能够相互承认不同的生活方式，都还能够相互回应求助的呼声，都还能够相互学习，都还能够相互走进对方的游行队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