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此后,唐太宗“夙夜孜孜,唯欲清静,使天下无事。”
总结历史经验也是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鉴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唐初君臣们痛感到非“静”不可了。魏徵向唐太宗说: “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为了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唐太宗坚决地实行“安静”的政策。后来,魏徵在论时政第三疏中,总结了隋末,唐初的两种不同方针和两种不同效果,指出: “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这个鲜明的对比,说明隋唐初封建统治者在策略上的变换。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儒家能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是开明君民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