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龙虚》《雷虚》《道虚》八篇中,对于灾异、祸福、吉凶之说,指摘其虚妄多端;在《论死》《死伪》《订鬼》诸篇中,排斥灵魂不灭的见解;在《讥日》《卜筮》《辨祟》《难岁》等篇中,排斥一般世俗的迷信;在《讲瑞》《指瑞》《是应》等篇中,论不能有瑞兆;更在《语增》《儒增》《艺增》三篇中,实证文献中的妄增窜加,遂在《非韩》中非难韩非,在《谈天》《说日》中,非难邹衍及天文家之说,在《问孔》《刺孟》中,说明孔孟之说亦有矛盾,亦可讥刺。全书都尝试着打破迷信,在这些地方,见到王充是继承扬雄、桓谭的遗绪,更推演了的。
但在《论衡》中,纵横无尽地试其破邪的锐锋,这在比较上,觉得显正的方面略有欠缺。他在《自然》篇中说,一切现象,都是从天的行动而发生的,这行动便是自然。所谓自然,是没有意志而能动的意思,亦可称之无为。在人类中,至德纯渥的人,禀天气多,所以能则效天之自然无为,禀气薄小者,不似天地,所以称之为不肖之人,所为不肖便是不似天地之无为,而是有为。贤之纯者乃黄帝、老子,他们操身恬淡无心于为而物自在,无意于生而物自生。在《易》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在《论语》中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便是这个意思。(《论衡·自然》篇)由此观之,可以知道,王充与扬雄一样,皆采取黄老之自然因循主义。相信因循自然为绝对的,他对于人类的道德及修养的过程讲得很简略,他以为人性中有善恶高下的差别,也是自然。彼在《本性》篇,列述世硕、公孙尼子、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刘向、扬雄等之性说,最后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邓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他以为人性是不能变易的。(《本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