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猎畜牧，在三代时视之，即已远较农业为轻，已如前述。然当列国并立之世，其君必有苑囿之奉，牧畜之官。故郑有原圃，秦有具囿（《左》僖三十三年）。而齐宣王之囿，至于方四十里（《孟子·梁惠王》下）。其弃地不可谓不多。读《无羊》及《》之诗，天子诸侯畜牧之盛，亦可想见矣。一统而后，有人君之奉者益少，而好武之风亦渐衰，不复好驰骋驱逐。两汉之世，既以弃苑地与民为美谈，后世则此等空地益少矣。牧畜之官，唯牧马尚少留意，以为交通戎事所资也。然苑监诸职，亦多徒有其名，如唐张万岁等能克举其职者盖少。民间畜牧亦益衰，有之，则大率在边地。如《史记·货殖列传》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是也（卜式尽以田宅财物与弟，独取畜羊百余，入山牧十余年，买田宅。弟尽破其产，辄复分与，亦以河南多山，为不食之地故也。《后汉书·马援传》：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则正以在边郡，故能就其业矣）。《日知录·马政》条曰：“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唯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两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读此可知汉代牧畜最盛，后世则日以式微，一由农业愈盛，牧地愈少，一由尚武之风日衰，故畜马之人日希也（《汉书·匈奴列传》：元朔六年，卫青之出定襄，“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可见民间有马者，多能事征战之人矣。私负从马，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牧畜利厚而工力省，今日内地虽已鲜放牧之区，然内蒙、新、青、藏，固皆天然牧场，苟能善为规划，十年之后，必已其效可睹矣（历代牧畜之盛，见于史者莫若辽。《辽史·食货志》谓：太祖时，“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鹃军万余匹，不加少。”又云：“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又述诸国岁贡马之数，东丹千，女直、直不古等国各万，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各三百，其地皆今日之域内也。明代以茶易西番之马，故茶禁最严。明之西番，亦今日之域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