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在欧阳心头的负担太重了，表面上他仍然需要拿着大集团老板和亿万富翁的架势有条不紊地处理全公司零零碎碎的各种事务，不让人看出一点破绽。但我深知他此刻的心理压力是多么大。
第二天一早，我们俩一起首先前往规划局。
一个月前，他已经把原先建好的幼儿园“敲掉”了，这一“敲”，光建筑成本就是800多万元打了水漂，并且把新的设计施工图送到了规划局重新审批。
如果这份新图纸获得批准，“那我就有救了！”欧阳把身处“水深火热”的解脱之法宝全押在这一招上。
区级规划局，是一个处级行政单位。一栋在深圳根本不起眼的楼房，但此刻它在欧阳的眼里胜似“阎王殿”。规划局九点上班，欧阳和我八点钟就驾车到达这儿。
“我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月里都是在这个时间不是到规划局就是到国土局来来回回耗时间，天天如此。”欧阳说，“我心急如焚。除周六周日他们不上班外，我每天要上这儿一趟，不来不行，呆在公司和家里就想跳楼。可一进两个局的办公楼，我还必须装得十分自然、平静，像办一件根本不怎么重要的事一样，丝毫不想让办事的官员们看出我内心有多焦急。”